安慰剂效应(79)

　　怀疑的事总算是有了眉目，戴岚冷笑了一声，直接开启了怼人模式，面子也不知道给人家学生留点，话赶话地损人：“敢情你蒋新明本科的传播学学的是小广播。我就说宋意最近几天怎么瞧着怪怪的，原来是群众里面有坏人。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当起了叛徒是吧？蒋新明，我看你是出息了，真想让宋意带你发论文了是吧？”
　　“什么？”蒋新明愣了足足有十秒钟——何出此言啊？好心关心一下，还平白无故地遭一顿骂，简直是比窦娥还冤。
　　但等她反应过来戴岚是什么意思之后，就更惊讶了，嗓门都高了一倍：“不是，老师，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合着你没把要出差一年多的事告诉宋意啊？这么大的事你不和他说？你俩是真吵架了？”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戴岚今天算是知道了。
　　这回可好，不仅蒋新明没去找宋意打小报告，自己还把想瞒着宋意的事给暴露了，简直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内忧外患双重夹击，苦不堪言啊。
　　“老师你真没告诉宋意啊？”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“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和他说啊？”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“你不会打算一直瞒着他到去俄罗斯前一天吧？”
　　“……”
　　作者有话说：
　　戴岚的学术经历是我编的哈，人名、村落名、具体地点、具体事件、具体经历都是虚构的。但这个项目有现实参考，参考文献有专著也有小说，比如《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词典》、《灵魂猎人》、《鱼王》……我会在最后一章把整本书的参考书籍都列出来的，宝贝们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~


第五十七章 危机意识
　　“还没想好怎么和他说。”
　　月港大学西门咖啡店里，戴岚机械性地搅着杯子里的冰块。吸管、冰块和玻璃杯之间发出清脆又嘈杂的水声。
　　事还没个影的时候，蒋新明就把为学术献身的大局观给家里人交代得一清二楚了。这是个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会把提前量打好的人，自然也就理解不了戴岚怎么就能够火烧眉毛了还假装淡定。
　　蒋新明像看笨蛋一样看着戴岚，觉得这恋爱还真不如自己去替他谈。
　　笨蛋老师空长了一张嘴，连话都不会说。这平日里伶牙俐齿，嘴仗就没输过的主，一谈上恋爱就智商掉线。你说你长这张嘴有何用？
　　“怎么说？直接说啊！要不你还能怎么说？况且，就算你说出花来，你们两个还是要谈一年的异地恋啊。咱就说这还是个最理想的情况。老师你不是比我都清楚吗？上一个去东西伯利亚考察的丹麦学者，前前后后加起来，在那可是待了小两年了。难道你晚点说，就能把宋意缩小了放到口袋里，一路带到科迪维耶去吗？”
　　“不是，这是你的工作，老师你理解不理解什么叫做工作？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曾经说过，人类和动物的有效区分，就在于有意识劳动这一过程。工作，就是劳动，劳动就是人类进步的标志。宋意他还能阻拦人类迈向进步的步伐不成？”
　　戴岚沉默地盯着手里的冰美式出神，咖啡点完之后他一口没喝，冰都化了一半了。
　　他在心里百无聊赖地计算着冰块融化的速度，看着水蒸气在玻璃杯上液化成一片密密麻麻的雾气，而后又聚集在一起，结合成一个抵抗不住重力的水滴，沿着杯壁缓缓落下。
　　玻璃杯上还印满了的带着自己指纹的水渍，戴岚皱了皱眉，用着几乎是静止的语速问蒋新明说：“新明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个项目呢？这段时间读文献你也应该知道了，哈勒米诺人很少说法语。许璐想来我能理解，但你和我一样，语言不通，质性研究的水平在学术界上半斤八两，碰壁是难免的事，到时候你怎么办呢？”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蒋新明觉得戴岚会问这个问题，实在是离谱到近乎是荒唐，“因为我喜欢‘万物有灵’的人观，我喜欢弗洛伊德定义的‘死亡驱力’，我喜欢拉康的‘镜像理论’，我想知道‘爱欲’与‘文明’的界限在另一个价值体系里是否也和马尔库塞说得一样。这现成的、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去理解、去消化我喜欢的理论，我难道要错过吗？”
　　“老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咱们搞学术的，不就是为了去探索一个细枝末节的点，再把它追求到极致吗？这过程让我快乐，所以我想去啊。”
　　“是，你说的对。”戴岚放下手里的吸管，想想就笑了，被自己学生这样耳提面命怪难为情的，“我好像记得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问过你，拉康和弗洛伊德你看没看过原著。现在你看懂了，我挺欣慰的。”
　　蒋新明是个比自己更适合做社会学研究的人，这一点戴岚早就看出来了。
　　他本来没想带任何学生去考察地，甚至两年前和柴老师申请立项的时候，戴岚都没给自己的学生说过这件事。但项目审批文件正式下来后的变动太多，可能是西伯利亚的冷风把柴老师那边的学生给劝退了，蒋新明和许璐想加入的意愿又太强烈，几经转折，带着她们俩去考察地到底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。
　　戴岚的学生基本上都和他一样，非常擅长量化，各类数据分析软件使用起来得心应手。不过，有强项肯定就有弱项，除了小组作业，她们就没做过任何质性相关的实操了。
　　但蒋新明和许璐为了这个项目，一早就制定好了学习计划，准备在动身前啃完所有质性研究的专著了——《大吉岭的盛名》是第一本、《学做工》是第二本……只要周五的读书会有这类书籍，分享人名单里总会有她们俩的名字。
　　今时今日，戴岚都觉得有点羞愧。
　　蒋新明问得对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打得全都是退堂鼓，没一点精气神。
　　和蒋新明截然不同的是，戴岚对这个项目没抱做出任何研究成果的期待，两年前是，现在也是。他只想去一个偏远的、人少的、没有人认识他、他也不认识任何人的地方，去静心地去思考一些，他在有生之年尚且能思考明白的事。
　　明明那时候，自己还没得抑郁症，但今时今日，项目摆到了眼前，戴岚才不得不承认，当初在做决定时，不是没动过求死的念头。他早就替生命做出了选择——如果能死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路上，那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。这是戴岚在没有遇到宋意之前，能想到的最浪漫的死法了。
　　但其实，在去年确诊抑郁症的那一刻，戴岚很向往来自贝加尔湖的冷风，他迫切地想要知道，自己是否真的被困在了一个想象的世界里——看着万物在镜子与镜子间，无节制地反射，以至于映现出一个他觉得自己不再与任何人、任何事物产生关系的世界面貌。
　　抑郁症、精神病、常人无法理解的受害者……戴岚想把这些所有的身份都抛弃干净，去获得一个内心的宁静。
　　想去，要去，必须去。
　　戴岚不明白为什么，在这个春夏之交，如此美好的季节里，他的心却像一个老大爷的拐杖，颤颤巍巍，摇摆不定，每迈出一步，都是对生命责难与拷问。
　　前些日子，戴岚总是尽量减少在家待着的时间。
　　但在外面也无事可做，他只是不想回家，绕着小区的路，走了一圈又一圈，望着树枝上停留不到两秒的麻雀发呆，脑子空空的，有时候下起毛毛雨来都等是等淋湿之后才发现的。
　　戴岚会在估摸着宋意睡醒的时间，他会在那之前悄咪咪地回去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他发现宋意并没有睡觉，而是一个人缩在客厅里看恐怖片。
　　打开家门的那一刻，两个人都愣了——一个在装睡，一个在装没出门，结果都被捉了个正着。
　　那天的电影时间有点长，褚知白在过年时买的投影仪投出来的色彩过分精准，画面定格在屋檐上红艳艳的一片血上，在漆黑的空间里格外地醒目。
　　看到戴岚后，宋意手忙脚乱地就把投影仪给关了，他明显是想说些什么，但还是没开口。